2月27日上午，阿里巴巴集团召开2017年度打假工作交流会，这是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成立以来首次召开这样的交流会。会上，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披露了一组数据：2016年全年，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（5万元）的制假售假线索，但截至目前，这些线索中能够通过公开信息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，比例不足1%。

　　“这个交流会说实话是很仓促的，之所以这么仓促，是因为看到这些数字之后，我们真的有点坐不住了。”郑俊芳现场“还原”了平台的打假链条：在排查出的4495个制假售假线索中，执法机关受理的有1184条，能够依据现行法律规定进行刑事打击的有469个，但其中，仅有47人受到法院判决，其中有37人被判缓刑，也就是说，忙碌了一年，真正被实刑处罚的制假售假者仅10名。

　　“我们2013年就跟阿里巴巴签署了合作备忘录，过去一年，我们帮助全国13个省市查询了2133批次、1.5万余条数据。”公安厅知识产权支队一线民警陈警官是参与者之一，明显感到大数据助力打假的能量，“2015年，我们用15天研判出382条制假售假线索，举全省之力，三个月才筛查完这些线索。2016年，大数据可以输出的线索更多了，我们花了六个月的时间筛查。”

　　打假关键要打黑灰产业链

　　产业讲转型升级，假货也没有落下。陈警官介绍，借助互联网的隐蔽性，制假售假者也采用VPN代理等方式来规避阿里巴巴的大数据研判，更难以被忽视的是，这些黑灰产业也进一步升级，发展成为职业化、团伙化、分散化的黑灰产业链。

　　正因为此，主动防御显得格外重要。阿里巴巴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“特战队”、每年投入超过10亿元、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数据模型对制假售假进行主动防控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16年8月，12个月内，阿里主动防控系统拦截了3.8亿个假货产品页面，关闭18万间违规店铺和675家运营机构。

　　“3.8亿并不一定代表总数，因为售假者上传不成功，还会反复尝试。”郑俊芳说，线下假货源源不断从小作坊、黑工厂产出，作为平台，阿里巴巴能将这些假货尽力隔绝在平台之外，却无法阻止制假售假在线下和平台之间的流窜。比如，现行法律无法判定分散的组件是假货，这些部件分散在不同的小作坊，而制假售假者只需要按照订单数生产组装，就能钻了法律的空子。

　　“有的线下窝点陆续更换关闭十几个店铺，依旧可以有200多万元的销售额。”陈警官表示，更可恶的是黑物流，以现在时兴的海外代购来说，消费者对真伪的判断往往依靠物流信息。但从制假售假的角度来说，一些黑色物流产业可以为造假地提供上海、香港等地的扫码枪，从而改变物流轨迹。“从卖银行卡、身份证到网店、黑物流，我想我们的打假，必须将这些产业链上的帮凶也囊括进来。”陈警官表示，执法部门需要法律赋予打假工作更清晰的细则，而从社会角度来看，要推动打假工作，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。

　　治理假货要像抓酒驾一样

　　假货会不会少？可以预见的是，如果制假售假成本和其谋取的利益之间仍旧存在巨大落差，如果依旧不能对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“另一面”起到有效约束，打假这件事，只会越来越难。这其中，制假售假成本太低，依旧是当下社会假货困境的最重要因素。如何降低惩罚的门槛，加大处罚的力度？

　　2月27日上午，阿里巴巴发出公开呼吁，希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，严格执法、加重刑罚、加大打击制假售假的执法力度。郑俊芳以“酒驾”为例，自2011年5月1日醉驾入刑正式立法以来，5年时间里，因醉驾引发的交通事故起数平均下降18%。“打假也需要像治理酒驾这样明确的法律信号，需要这样的力度和共识。”

　　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认为，完善现行相关法律应是第一步：“目前法规从结果来定罪，造成了作茧自缚的情况，很多结果无法确认，如假货的全部销售数额、对人身的伤害。这使得很多制售假货分子成为‘不倒翁’，被揭露出有制售假货行为也难以受到应有的处罚。”

　　从平台角度，阿里巴巴方面也表示，将继续不计成本地投入到打假工作中，通过技术提升，让打假线索更为重要和有效。数据显示，2015年9月到2016年8月之间，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已经协助执法部门关闭了675家假货的生产、库存和销售点。而阿里巴巴与浙江省经侦总队创新合作的“云剑行动”，目前也已升级为长三角“云剑联盟”，拓展至安徽、江西、江苏、上海、浙江的52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