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浙商回归”作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重要一招，正大力推进。这不仅体现在回归浙商投资规模快速扩大，到位资金2012年至2015年分别达1298亿元、1752亿元、2236亿元、3066亿元，年均增速30%以上，亦体现为回归重点正逐步从产业、资金向资本、科技、人才、总部，乃至环保、扶贫等公益领域拓展。

 　　 “浙商回归”热度为何持续走高？从供给侧看：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环境与条件已基本完善，包括省外浙商群达800万人，遍布全国和境外，投资规模超4.5万亿元，综合实力全国领先；以“四张清单一张网”建设为主抓手全省政务环境不断改善，效能评价居全国前列；以“五水共治”“三改一拆”等工程开展和科研、人才、金融等要素汇集为主途径，全省商务环境不断改善，营商环境评价居全国前列；以四大都市区、产业集聚区、特色小镇为主平台，全省创业创新环境加快改善，五大发展理念践行居全国前列。

　　  从需求侧看：浙江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，结构性、素质性矛盾突出，亟需借助“浙商回归”等战略力量，来加快结构优化、质量改善，并寻找好新增长点、培育出新模式；浙江经济亟需借助“浙商回归”等战略途径，来提升对外开放度，提升在全国、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；浙商正积极寻找政务、商务环境佳的战略空间，来加强适应、引领新常态，以在新一轮转型升级浪潮中再次成为弄潮儿。

　　  因此，“浙商回归”既是政府与浙商顺时应势、相向努力、携手推进的战略举措，是新常态下政府积极有为的硕果；也是浙江加快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、构筑新经济发展基础与优势的战略举措，务必持续推进。对应，建议要提高“浙商回归”意义、内涵认识，创新“浙商回归”路径和保障，来倍增“浙商回归”成效与价值。

　　  一是“浙商回归”不仅为产业、资金的回归，还需借力资本回归、总部创建等，加快浙江市场生态完善、更新。“浙商回归”带来的产业项目、有效投资，不仅需有利于浙江高新技术、先进制造、现代商务、国际商贸等的优化、升级，还需有利于浙商资本回归、总部创建，以加快健全立足浙江、服务全国的金融-实体经济服务网、总部-制造基地合作网，来加快更新、完善浙江开放、现代的市场生态体系与环境。实务上，“浙商回归”不仅要吸引省外的，更要吸引境外的；不仅是项目、资金、资本的回归，更是科研、人才、市场的回归；不仅要关注投资、产值、利税等的规模，更要关注对产业链完善、新增长点新业务培育、市场生态改进等的影响分析。

 　　 二是“浙商回归”不仅为高端资源要素“引进来”，也是为更好“走出去”打基础，为高层级国际交流合作创造条件。“浙商回归”与“浙商走出”相辅相成、协力协调，前者是后者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应有现象，也需视为浙江完善市场生态的压力与动力所在。近期，浙江要把重点放在“浙商回归”上，也需继续把“浙商走出”作为腾笼换鸟、优势互补途径；中远期则需为高层级国际间交流合作创造条件，包括技术、人才等企业微观层面的，游戏规则、体制机制等价值文化宏观层面的。实务上，需加强政府与协会（商会）、企业协商，统筹制定全省“浙商回归”、“浙商走出”目标表与路线图；邀请权威咨询机构，研究制定浙江转型升级中长期规划及改革创新大纲，为高层级国际交流合作明确路径、任务和动力、保障。

 　　  三是“浙商回归”不仅需加强土地等资源和特色小镇等平台支持，还需强化一流政务商务法务环境创新营造，良性互动、互促升级。特别要结合四大都市区、产业集聚区、特色小镇布局优化与融合建设，来引导、汇集“浙商回归”，避免无序竞争。同时，响应“浙商回归”新要求、新趋势，针对性加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创造，结合政府简政放权深化等。实务上，建议由综合部门牵头“浙商回归”，有效统筹各部门力量；增强省级部门引资引智及其配置优化能力，更好与都市区建设等互动；加强省市县协力，从理念、内容、执行、法规等多维度改进“四张清单一张网”，并以　“浙商回归”作为成效检验试金石。

 　　 总之，新时期浙江需把“浙商回归”放到更高、更宽视角来审视、推进和完善，需把其与经济转型升级、体制机制创新改进、区域高层级竞合能力建设提升互动起来，来积极放大其价值效应。